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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國經濟新常態(tài)由新的供給、新的需求和新的宏觀調控三部分有機構成。
需求是短期經濟增長的促進點。老需求即傳統(tǒng)的“三駕馬車”：投資、消費和進出口。進出口衰退已成必然，消費則原本彈性空間就不大，投資下滑最快。這里投資主要包括房地產投資、基礎設施投資和產能投資三塊。因為投資整體來說是繼發(fā)性的第二手需求，如果其余兩駕馬車動力不足的話，那投資也很難孤軍奮戰(zhàn)。
當前新的三駕馬車，首先是消費升級：消費的品質、內涵擴大，發(fā)展新型的消費增長點。這里更重要的是公共服務普及化，在當前中國經濟發(fā)展階段下，大量流動人口進入城市后，包括醫(yī)療、衛(wèi)生、教育、養(yǎng)老等在內的需求增長巨大，這些都是新消費的來源。應更多通過開放服務業(yè)，制定新的標準來規(guī)范行業(yè)發(fā)展，從而促進消費的提升。其次對于投資這塊，房地產下滑很嚴重，但宏觀上來說還應保持其一定的發(fā)展速度以維持經濟穩(wěn)定。基礎建設投資牽涉到剛剛提到的消費問題，消費里產能的形成也是投資形成的，包括對醫(yī)院、教育設施和公衛(wèi)設施的投資等推動民生改善的“智慧型投資”，都是需要進一步促進的。這一部分投資能夠有效地推動城市新一輪的擴張或增長。最后是出口，當前去向美國等發(fā)達國家的出口無疑彈性很小，但正如當前提出的“一路一帶”，在這個范圍內的國際貿易需求仍有巨大的增長空間，可創(chuàng)造新的出口需求點。由之所產生的新的需求推動可有效替代美國等發(fā)達國家的需求減少對進出口貿易造成的影響。
供給對經濟增長的意義主要是基于人力、資本、技術三點。過去的供給大部分是落后產能：技術是落后的，人力是繁重的，資源是消耗的。新的供給首先是要提高要素利用效率，達到更加環(huán)保，更加清潔，更加可持續(xù)，更加人力友好，更加技術密集的目的。一個非常簡潔的概念叫“五新產業(yè)”——即新產品，新技術，新組織，新制度和新模式。前面兩個“新”主要指新興產業(yè)，圍繞技術創(chuàng)新這部分。對于技術創(chuàng)新，尤其是原創(chuàng)很大一部分是一個概率問題，具體推動較難，因此目前來看主要國家可做的是在科技創(chuàng)新領域加大投入，這涉及金融系統(tǒng)的改革等，總體來說只有巨大的投入才能獲得可觀的成果。從“山寨”到“原創(chuàng)”，就要發(fā)揮“工匠精神”，如日本、德國，在制造業(yè)發(fā)展中把東西做精，從而提升所處產業(yè)鏈等級，當然這一過程也需要國家和市場良好分工。剩下的三個“新”就是目前很熱的“互聯網+”概念，或稱“工業(yè)化4.0”。現在民間已經出現了定制化、小型化生產模式，以消費者的需求為起點進行生產。其實工業(yè)化4.0也是這個道理，利用大數據、互聯網、物聯網等來進行智能制造與智能生產。不過互聯網+最終的模式是所謂的“一將功成萬骨枯”，BAT確實崛起了，但傳統(tǒng)的百貨公司、商業(yè)地產都受到了沖擊。因此互聯網+的關鍵是新供給要創(chuàng)造出額外的需求，這種供給才是真正有增加值的。
不少觀點覺得現在中國類似于日本，進入了一個通貨緊縮的周期，擔心會不會失去十年、甚至二十年，因為公司平臺的風險、國企的風險、銀行體系的壞賬都是存在的。日本當時經歷了一次瘋狂的刺激之后，所有東西歸于平淡，其中的原因可能是日本進入了資產負債表的衰退。現在來看中國的資產負債表，總體上來說，我們的負債率跟發(fā)達經濟體（甚至包括跟中國競爭的新興經濟體比如印度、俄羅斯）相比是比較低的，不存在整體意義上的資產負債表的壞賬風險，但是局部的部門是有風險的。經濟分為六個部門，企業(yè)、個人、政府、商業(yè)銀行、中央銀行、對外部門（另外中國還有影子銀行），有的部門杠桿率比較高，比如地方政府，一旦經濟進入陰面，債務就會壞死；還有負債率過高的民企（以及國企），比如有著過剩產能的造船、鋼貿企業(yè)等等。這些局部循環(huán)的領域可能已經遭遇了資產負債表的衰退，這些企業(yè)已經在全力避免擴大生產，只是想降低負債，那么有兩種方法，第一讓他們徹底破產，但這樣會很痛苦；第二讓他們作為僵尸企業(yè)生存下去，就像日本一樣，大量僵尸企業(yè)、僵尸銀行橫行。
這就需要進行所謂“乾坤大挪移”，把杠桿過高的部門的杠桿移向其他杠桿不那么高的部門。移杠桿有以下九種方法，可以簡稱為“九大姨”——（1）地方移中央；（2）平臺移開行；（3）財政移貨幣；（4）政府移居民；（5）國資移民資；（6）傳統(tǒng)移新興。至于金融體系，則需要（7）商行移投行；（8）非標移標準；（9）國內移國外。在移杠桿的過程中寓意改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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